Be a Person with Critical Thinking

Hongbo Sun

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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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

读读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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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raham：如何才能去做喜欢的事

注:

本文译自Paul Graham 的 How To Do What You Love，原文链接.

  喜欢一件事才能做好它，这可不是什么新想法，用4个字概括：“Do what you love."（“做你喜欢的事”）。然而，知易行难。

  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以为工作和娱乐截然不同。生活分成两部分：有时候大人给点活干；剩下的时间就去玩，随心所欲。偶尔，大人让做的事居然挺有趣，而玩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比如摔倒受伤。但这种情况不多见，通常，干活都没啥意思。

  既然上学是为了工作，那它肯定也很枯燥。

  生活有工作和娱乐两种状态，相应地，人被分成两种，大人和孩子。大人要辛苦地工作，孩子虽然不用工作，但他们得去学校学做一些简单的事，为将来打基础。就像孩子们不喜欢学校一样，大人们也都不爱工作，这似乎显而易见。

  老师尤其相信工作没有乐趣可言，这并不奇怪，因为绝大多数教师没体会过教书的乐趣。就像孩子们不能玩躲球游戏(dodgeball)，非要背各个省的省会一样，老师也不得不看着这些孩子，不能躺在海滩。谁都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允许孩子自做主张是对的，他们总得学会点什么。但是，如果大人告诉孩子“工作不都是这么枯燥，现在之所以要做些很闷的事，恰恰是为了以后可以选择能带来乐趣的工作”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在我9岁或者10岁的时候，父亲曾告诉我，只要我喜欢，长大了干什么都行。这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听起来好像有人告诉我水是干的一样怪异。虽然我不敢肯定父亲想告诉我什么，但肯定不是说工作能像娱乐一样带来乐趣。过了好多年，我才弄明白这一点。

工作

  很多人读完高中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大人会在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向他们讲些工作上的事，也允许孩子跑去看他们工作的样子。那时我总觉得大人都很喜欢各自的工作，现在回头想想，也许只有私人飞行员才真正喜欢，银行经理肯定不喜欢他的那份工作。

  有一种说法，中高层人士都喜欢自己的工作。于是，人们都装模作样喜欢自己的工作，仿佛自己是中高层人士中的一员，否则不仅会影响其职业生涯，而且显得没有教养。

  本文第一句话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都要装作喜欢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只能做好他喜欢的事情，那么，有些人能成功，就是因为喜欢自己的工作。如同在美国，家家户户都有250年前法国国王用椅的不同程度的仿制品一样（尽管主人可能并不太清楚），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也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模仿成功人士。

  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的做法必定把孩子弄得精神错乱，等他们到了开始思考喜欢什么工作的年龄，绝大多数人已经完全被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观点所误导。一方面，学校教导他们工作是一种责任，但毫无乐趣可言，工作甚至比上学还辛苦。另一方面，身边的大人却口口声声说他们喜欢工作。孩子们会想：“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不是孩子的错。

  学校和大人们不一致的说法使孩子们错误地认为：学校里学会做的事情并不是真正的工作；工作不比学习更糟；要么那些说喜欢工作的大人都在说谎。然而，三种说法全是错误的。

  最危险的谎言来自孩子的父母。如果某人选择无聊的工作是为了让全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很多人也真的是这么做的――那么他的孩子很可能受其影响，也认为工作挺无聊的。而如果父母能为自己多考虑考虑（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尽管以牺牲全家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译者注），教出来的孩子反而会好一些。热爱工作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昂贵的房子无法带来的。

  读大学时，我才明白养家糊口不是工作的唯一目的。选择什么工作要比赚多少钱重要。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工作就是为了生存，但也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上班）说明，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如今，工作的目的是为世界做出贡献，同时也要能够生存。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改变自己的错误想法，认为工作中令人痛苦的事情很多。工作中仍然需要不断钻研，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所以，人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做这些工作。

  如果认为工作注定是件痛苦的事，当工作中出现错误就觉察不出来。这就是我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的思考所得。

界限

  一个人能够喜欢工作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止寻找。另外，如果他像其他人那样，低估了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又会过早地停止寻找。他或者会听从父母的安排，或者去追名逐利，又或者什么也不做。

  一方面，“做你喜欢做的事”不意味着做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事，即便是爱因斯坦也会有想喝咖啡的时候，但他会告诫自己先完成手头的工作。

  我总是无法理解有些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其它的事都不想做，因为我从来没有如此喜欢过一份工作。如果我可以选择(a)花一小时做点什么，或者(b)瞬间转移(teleport)到罗马，然后在那里闲逛一小时。我会更喜欢哪一个呢？说实话，都不喜欢。

  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几乎每个人都会倾向去Carribbean飘流、做爱、或者享用美食，而不是去解决难题。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有时间范围的。不能是只在某一刻特别想做的事，必须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比如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没有成果的快乐是无法持续的，如果厌倦了躺在沙滩上，而又想保持快乐，就得做点事情出来。

  另一方面，必须得喜欢工作多一点，喜欢享受少一点，要有不做点事就闲得难受的劲头。当然也不能没日没夜地工作，可以坚持工作直到疲劳为止，然后可能想做点别的，甚至只是发呆。但不要把这种时刻当成一种奖励，或者辛苦工作的补偿。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人在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那么不会有什么成就，因为强迫自己工作不可能比别人做得好。

  要想工作得快乐，不仅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是令人佩服的事，是那种做完可以说“哇，太酷了”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制造点什么出来，学会开滑翔机，说一口流利的外语，都足以让人感觉很酷，至少是那一刻。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测试自己。

  我认为读书就不符合这一标准。除了某些数学书或者实用科学书籍，很难准确说读完一本书后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读书和工作不太一样。只有在实践中运用了读到的知识，才会感觉有收获。

  Gino Lee告诉过我一个好方法――做一件能让你的朋友说“哇”的事情。但这可能不适用于22岁以下的人，因为他们认识的人太少，碰不到真正的朋友。

诱惑

  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在乎别人的看法，除非是他的朋友。不要想着出名，不必太在意众人的意见。能够得到尊敬的人的意见就够了，何必在乎那些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呢？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出名极具诱惑力，甚至可以让人放弃其所爱，转而去做一些他渴望喜欢的事情。

  比如，有些人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他们喜欢读小说，而且发现写小说可以得诺贝尔奖，于是乎他们会想，难道还会有什么工作比成为一名作家更好吗？但是，渴望成为一名作家还不够，还要喜欢写作，喜欢编故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把一件事做到最好，就能赢得声望。然而，做某些工作会带来声望是后来才有的，爵士乐就是一个例子，其它成熟的艺术形式也是如此。所以，尽管去做喜欢的事吧，声望自会随之而来。

  声望对于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是最危险的诱惑，想让这种人办事，只需向其保证一定的声望即可，比如让其做演讲、作序、服务于某个委员会、以及做个部门头头，等等。所以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做这类工作，如果它有趣的话，人们就无需使其听上去很美了。

  同理，如果同样喜欢两种工作，其中一种会带来更大的声望，那么就选择另外一个。声望会一点点地改变人们的爱好，所以如果自己无法区分的话，那么很可能真正喜欢的是不引人注目的那个。

  金钱同样使人堕落。钱本身并不危险，有些工作虽然可以挣很多钱，却被人瞧不起，比如电话推销、卖淫、或者人身伤害诉讼。做这种工作的人最终会是那些“只求生存”的人（建议：如果某个行业的从业者这么说，不要做这个行当），有追求的人才不会被其诱惑。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名利双收的职业，例如从事企业法律或者医学工作。一份既有保障又有前途的工作，再加上一点可以不劳而获的声望，才是对青年人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还没开始思考什么是他们真正喜欢的。

  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喜欢他正在做的事，就看他会不会无偿地工作，即使不得不做另一份工作以求生存。究竟有多少企业律师愿意在非工作时间免费做他们正在做的工作，而以日常工作糊口呢？

  这种方法对于选择从事哪种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有帮助，因为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大多数优秀的数学家即使当不了数学教授也愿意从事数学研究，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有人发表论文，就是想做英语教授，而不是在广告机构工作。即使没有数学系也会有人研究数学，但是如果没有英语专业，以及教学职位的存在，又怎么会有人长篇累牍地发表论文，研究Conrad小说中人物的性别和身分呢？没人会觉得研究这些东西很有趣。

  做父母的往往会看重金钱。可以放心地说，孩子想当作家而父母想让其当医生的多，孩子想当医生而父母让其当作家的少。孩子认为父母太“实际”，其实未必。所有的父母对待孩子要比对待自己更慎重，因为作为父母，他们承担风险，却得不到好处。如果八岁的儿子打算爬树，或者10来岁的女儿要和坏男孩约会，父母无法体会孩子的兴奋，但是如果儿子从树上掉下来，或者女儿怀孕了，却要父母出面收场。

慎重

  面对如此危险的诱惑，很难找到喜欢的工作就不奇怪了。大多数人从小就相信工作是受罪，不信邪的人也都栽在了名利的诱惑上。那么到底有多少人最终找到了他们所热爱的工作呢？10万，或者10亿。

  找到自己爱干的工作是很难的。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肯定很难，所以，不要低估它的难度，同时，也不要因为暂时没有找到而气馁。其实，只要敢于承认自己对工作的不满，就比很多人更可能成功了，那些人还在自欺欺人呢。如果周围的同事都说工作得很开心，而自己却对这份工作一点也看不上眼，那也许是同事在自己骗自己，虽然未必都是，但可能性很大。

  做大事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艰苦，因为只有喜欢自己工作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他们根本不需要勉强自己，但是，寻找爱好的过程却得非常认真。有些人特别幸运，他们12岁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沿着这条路茁壮成长。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更多成就大事的人来说，其职业生涯就像乒乓球的轨迹，他们在学校里学A，工作后做完全不相关的B，最后成名于C。

  有时候，更换工作是精力旺盛的表现，但也可能是因为懒惰。通常，你无法区分自己究竟是掉队了，还是在另辟蹊径，即使许多成就大事的人，在最初寻找人生定位时往往很失望。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保持诚实吗？一种方法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它，即使不喜欢。这样至少知道自己不是在为懒惰找借口。更重要的是，往往会养成把事做好的习惯。

  另一种方法是“坚持实践”。例如，如果想成为一名作家，又不想因为日常工作而浪费精力，那么，就要坚持练习写作。尽管写得不好，但还是要坚持写。只要坚持实践，就会知道想成为作家是不是想想而已。如果写的东西实在糟糕，选择这份工作就不现实。

  坚持实践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可以帮助找到喜爱的工作，甄别出那些本以为会做好的工作，最终选择真正喜欢的，就好像水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可以找到屋顶的漏洞一样。

  当然，明白喜欢什么工作并不意味着能够以它为工作，这是两码事。有追求的人更要把两者分清楚，喜欢做什么和能做成什么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看得越清楚，内心就会越痛苦，很多人因此降低标准。例如，如果在街上随便找人问问，他们能否和Leonardo画得一样好，就会发现很多人说他们根本不会画画。这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而不是事实。他实际想说，我不会去干那个。因为如果想方设法让他做画20年，他会为自己获得的成就而吃惊。当然那需要非常刻苦，可能要在头几年每天都得面对失败。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不行”，不要相信他。

  另一个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不能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总得有人做令人讨厌的工作。真的吗？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在美国，唯一强迫人的方式是征兵，但我们已经30年没有这么做过了，而是一直利用名利吸引人工作。

  如果仍然有些事没人愿意做，那么人们就不得不自己做，过去发生在家奴身上的事就是这样。家奴的工作是经典的例子，在公元10世纪时，似乎那份工作总得有人来做。然而在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仆人了，有钱人得自己干活。

  所以，也许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做，但是谈到具体的某项工作时这么说就不合适了。糟糕的工作可以自动化完成，或者根本就不做，如果没人愿意做的话。

两条路

  有一种情况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他喜欢做的工作。人首先要生存，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会很难赚到钱。这时有两条路可以走：

  成长渐进法更常用，工作做得好的人一般选这种方法。年轻的建筑师开始时不得不什么活都干，等到他做得很好之后就可以挑选项目了。这种方法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太慢，而且不确定，即使是终身聘用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自由。

  齐头并进法有多种做法，取决于需要用多少时间赚钱。一个极端是白天上班，靠一份工作时间固定的工作赚钱，而在闲暇时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先拼命赚钱，直到不再为钱发愁。

  齐头并进法用的人比较少，因为需要事先做好周全的打算，而且这种方法更危险。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要求也越高，所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工作。更糟的是，人可能会被工作内容改变。如果做无聊的事情太久，脑子可能就锈掉了。钱给的越多的工作越危险，因为需要付出全部的精力。

  齐头并进法的好处是可以让人摆脱障碍[7]。职业发展不都是一片坦徒，不同工作之间的差距变化很大。从结构设计工作转行到产品设计工作还有可能，要转向音乐方面就不太可能了。有两份工作的人多一分选择，尽管其中一份只为赚钱。

  到底该选哪条路走呢？这取决于你是否明确想做什么，是否擅长分清主次，能承担多大的风险，以及是否有人愿意为你喜欢做的事情付钱。如果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知道有人愿意为此付钱，那么就选择成长渐进法。如果还不了解自己想干什么，或者不喜欢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那么可以选择齐头并进法，只要你能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不要太早下决定。很小就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的孩子似乎让人印象深刻，就像他们比其他孩子更善于做数学题目一样。可惜，他们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错误的。

  我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朋友，她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工作。当有人向她咨询申请医学院事宜的时候，她很想握着他们的手说“不要去”（但是她从没这么做过）。她怎么会这样呢？她在高中的时候就想成为医生，而且她雄心勃勃信誓旦旦，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令人遗憾的是，她甚至克服了对这份工作的厌烦。

  结果，她现在的生活实际上是一名高中生为她做出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有足够的信息事先做出选择，工作却是个例外。试图做出选择时，手上只有少得可怜的信息。即使上了大学，我们也很少知道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做过几次实习生，但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提供实习机会，而那些提供实习的工作，也不会教你太多东西，就好像做球童不可能学会打棒球一样。

  人生规划和其它规划一样，多尝试会有更好的结果。所以，除非十分确定，最好还是选择一份可以应用成长渐进法或齐头并进法的工作。这也是我选择计算机行业的部分原因。在这个行当，做教授也行，想赚很多钱也行，也可以向一些相关专业转行。

  尽早从事涵盖面较广的工作也是很明智的，这样就可以很快知道各种工作都是做什么的。相反，极端的齐头并进法很危险，因为无法得知自己喜欢什么。如果一个人做了十年的债券交易商，当他攒够了钱决定不再继续而转行写小说时，却发现自己并不是真得喜欢写小说，却已为时已晚。

  多数人都会说，这好办，给我一百万，我就能弄明白该做什么。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环境塑造人，离开了自己生活的环境，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看看那些中了彩票或继承了大笔财产的人就知道了。就像每个人都说他们在意财务安全，然而最快乐人不是那些拥有它的人，而是那些喜欢他们在做的事的人。这么看来，有一份明确的计划未必是件好事情。

  选择哪条路，是要经历一番思想斗争的。找到喜欢做的工作很难，大多数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即使能做到，也要等到三、四十岁。但是，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很可能会实现。如果知道自己会喜欢工作，就胜利在望了，如果知道自己具体爱做什么工作，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德鲁克：如何管理自己

注：

本文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作者彼得·德鲁克，自1971年后长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任教。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其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9）,本文有删节,参见知乎。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 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 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14世纪，这种方法由一个原本会永远默默无闻的德国神学家发明，大约150年后被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和西班牙神学家圣依纳爵分别采用。他们都把这种方法用于其信徒的修行。事实上，回馈分析法使他们的信徒养成了一种始终注重实际表现和结果的习惯，这也是他们创立的教派——加尔文教会和耶稣会——能够主宰欧洲长达30年的原因。

  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即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尊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力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 organization 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蔡志浩: 记住自己现在的样子

注:

本文是 2009 年 6 月 7 日蔡志浩在任教的学系举办的毕业茶会上，对毕业生讲话的內容。全文参见其个人网站記住自己現在的樣子;作为认知心理学家,他的不少文章值得一读.

  每年都有学生毕业，但是今年我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在两天前的谢师宴上，多半的时间我都坐在最后面的角落，静静地看着你们，试着弄清楚自己的感觉。我发现，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跟你们道别。

  在你们入学之前，我连续带了四年的大一普心。当年我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认识他们，之后一直看着他们直到毕业。从你们这一届开始，我不再带大一普心。开始有机会在课堂上认识你们的时候，你们已经大三了。

  在大三上学期的「心理学与电影」，我们从一开始的陌生逐渐互相了解，到后来终于建立了默契。在大三下学期的「认知心理学」，大家给我很多的信任，让我觉得很温暖。最后是大四下学期的「阅读心理学」，今年调整为「简报技巧训练」以后，多了许多分享与互动的机会。大家带着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来到教室，一整个学期都热血沸腾。

  然后，我突然发现你们就要毕业了。这种感觉就很像原本谈恋爱谈得好好的，突然间对方就要离开了。我有一点不知所措，也有一点感伤。但是，时间总会继续。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多看你们一眼，好好记住你们现在的样子。

  我也想请你们在今天一整天的繁忙行程结束后，在晚上睡觉以前，留一点独处的时间给自己。这段时间，什么事也不要做，只要做一件事：真诚的面对自己，好好记住自己现在的样子。你要跟我、也跟自己保证，不管过了多少年，你都要能在回忆中找到大学刚毕业时的自己。

  我看到太多成年人在离开单纯的大学、进入复杂的社会后，过没几年就变得干涩、麻木、冷漠、封闭、短视。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也变成那个样子。我希望你们不论到了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仍然能拥有感动人与被感动的能力，爱人与被爱的能力，为他人付出关怀的能力，以及对陌生的事物感到好奇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有能力保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性格，永远不要轻易跟现实妥协。

  我知道，现在的你们当然都还拥有这些能力。但是，进入社会后你一定会持续被各种挫折与冲击磨损。如果你只顾着适应社会而忘了自己现在的样子，几年以后你就会变得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变成一个自己也认不得的人。你的记忆中当年大学刚毕业时的样子，是一种最强的提醒。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自己是谁，更不要失去那些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特质。所以，请务必记住自己现在的样子。

  还有，这个社会注定要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快乐。跟它对抗最好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快乐。只要你还记得自己现在的样子，你就有办法在最需要的时候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因为，真正能感受快乐​​的，是真正的你，是那颗单纯的心。

  终于要道别了。我想跟你们说：我会想念你们，而且从两天前就开始想念了。我爱你们，也祝福你们！

蔡志浩: 缺乏動力？你需要的不是激勵，而是意義

注:

转自蔡志浩个人网站,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普遍,特别转载至此,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生活或工作難免遇上缺乏動力的時候。很多人以為需要的是激勵。但是激勵通常沒什麼用。唯有當你清楚知道一件事的意義，你才會全心投入。以下分幾個層次展開這些意義。

Cat

知道這件事對自己有什麼意義

  要去思考做這件事前後自己會有什麼改變。這些意義非常多元。例如：可以在做不熟悉的事時候更加認識自己，有機會探索以前不太理解的事物或領域，可以利用這件事情訓練自己，可以學到東西或獲得啟發。

  只有為了自己做，你才會完全投入。你人生中的每件事，包括工作上的，首先都該是為了自己做。任何事都要建立「為自己做」的視角。不要覺得先想自己是自私或自我中心。而且你又不是只想到自己。

知道這件事對世界有什麼意義

  對世界的意義當然可大可小。可能是你身邊的人的改變，可能是你的工作促成的改變。清楚知道你做的這件事有什麼影響，知道這個影響的價值，你才會想做、喜歡做、有成就感。

  一件事的意義有時要放到更大的脈絡才看得清楚。所以不要只是盡本分，不要只看自己覺得有關的事。要學會對分外之事感興趣。一層層往上、往外探索，你才會真正明白自己為什麼在做什麼或是該做什麼，也才不會被人擺佈。

知道自己是誰

  一件事對你有什麼意義，取決於你是不是真的認識自己：你是不是足夠了解自己能力與性格的特性？你是不是有足夠的後設認知能力，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也就是說，意識到自己可能不真的完全認識自己？

  只有當你持續有意識地探索自我，你才會思考一件事之於你的意義為何，以及找到利用每一件事來幫助自己（順便幫助世界）的方法。

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

  乍看是個抽象的問題，其實很實際。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你跟這世界上的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世界很大，你的獨特性可以在哪些面向比別人更能產生影響？

  你會改變，世界也會改變，而且變得很快。唯有持續有意識地探索自我與世界，才有機會持續重新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我，也才有機會找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找到這些，才找得到對你及對世界都有意義的事。

有意義才有熱情

  你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什麼，真心享受自己做的事而且做得好，看起來就有熱情。重點是純粹的享受。不是奮力燃燒，更不是甘願受（苦）。

  不要迷信熱情。事情做得好，靠智慧與膽識。熱情只是副產品。不要一直想著用熱情去推動事情。當然更不要去想誘因或激勵之類的花招。持續尋找意義本身就是最強的動機。

不是每件事都立即看得出意義

  最後要提醒的是，不是每件事在做之前都立即看得出意義。不要期待什麼都確定了才做。尋找意義的過程是動態的。隨著事情逐漸展開，你一定會有新發現。

  世界很大，人生很長。有一些事真正的意義要在很多年以後才會明朗，另一些事在當下和多年以後再看意義未必一樣。但是只要你能把握每一個當下，所有的事情最終都會連起來。

胡适：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

注：

这是胡适在1932年的文章,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今天读来仍然格外适用。1960年在成功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胡适将其戏称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持有这三味药方上路，你认可吗？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有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